一颗明亮的文学之星在敦化大地上升起，是“敦化文学现象”的一个突出事例，对此，张笑天2010年在为我的作品集《追求》写的序言《达人贵自我》中写道：

“60年代初，刘野在文联旗下创办《群众文艺》，有板报画廊，也印行纸质期刊，吸引了一大批文人，趋之若鹜。杨明谷、李建树、李果钧、李受山、李守田、刘德昌、陈洪山、孙来今、盛玉新、常得新……这些后来在文学上有相当造诣的人，当初都是《群众文艺》的撰稿人。我当然也是。那时条件差，有了这块园地，大家就乐此不疲”。

他又写道：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文化并不普及，敦化县居然有文联，是吉林省第一个县级文联，在全国也属凤毛麟角，这虽与当时的县委宣传部长卢维义的胆识有关，与刘野热情、周到、细致的工作也分不开。一个小县城出了个作家，令酷爱文艺且爱人才的卢维义敢为天下先。”

他切身感受到，产生“敦化文学现象”的第一个原因，是领导者中有人“爱文艺且爱人才”，且“敢为天下先”，重视精神文明建设，实施“德政”。他就是这种“ 德政”的受益者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县里的领导让张笑天到大山嘴子公社小山嘴子大队去体验生活，专职写作。张笑天置身广阔天地，不受拘束地放开胆子体验生活，写出了散文《小鹰展翅》，再扩写成长篇小说《雁鸣湖畔》，在全国印行120万册，又写成剧本，由长影拍成电影，在全国公演，填补了当时全国文化生活悲惨的空白。他一发而不收，连续创作出版了小说，散文，剧本，共4000多万字，获得国内外多项大奖，当选吉林省文联主席、作协主席、全国文联委员、作协主席团委员，中共十六大、十七大代表。

张笑天的成就，充实了敦化县和吉林省的历史，也为全国的文化史增添了佳篇。知情重义的他怎能忘记！

他还以自身为例，阐述 “敦化文学现象”产生的第二个原因，是文学队伍团结互助，有“文德”。

张笑天说，1963年5月23日《延边日报》发表我俩署名的小说《跑堂的》，是“叼”我的“光”；他又写道：“我第一篇像样的小说是《种瓜记》，发表于1965年一月号《长春》，后来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柳荫集》中。这篇小说的破土，刘野堪称伯乐。当时《长春》小说组的编辑田雨丰到敦化来向他约稿，他却首先把我的《种瓜记》推荐出去”。

那是1964年末，《长春》文学月刊决定发表我的一篇小说，编辑田雨丰带着我的稿子，到敦化来和我共同推敲定稿。我把这事告诉张笑天，他把新写的小说稿《种瓜记》拿给我看，问能不能请省里的编辑给看看。我毫不犹豫地拿给田雨丰看了，老田说稿子改一改能用。我说，那就先发他这篇吧，我的稿子等年后时间充裕了再改。于是，《长春》1965年一月号上刊载了《种瓜记》，张笑天初登吉林省的文坛。

我这样做，因为自己原来基础很低，是被省内外多位“伯乐”拉进文学之门的，对文学事业和文学志愿者怀着崇敬之心。张笑天大学毕业刚到敦化来工作，就带着40万字的小说《白山曲》手稿来让我看，我赞赏他的才华，却发表不了他的大作。他按我的要求，陆续写出短诗和小散文，给我编辑的《群众文艺》增添了不少亮点，还热情帮助我开展县文联的活动。

2013年，由中共吉林省委书记作序，秘书长主编的《档案吉林》收录了我撰写的《吉林省第一个县级文联》，把“敦化文学现象”载入了史册。

2017年8月，有多位重量级人物从全国各地回来，向张笑天文学馆捐赠著作，如国家的长江学者张富贵，茅盾文学奖的评委孟繁华，著名诗人张洪波，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伟，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无未，武警政治部创作员李连志大校等，他们在敦化时，有的是工人，有的是学生，在座谈会上，不约而同地阐述，自己是在敦化这块文学沃土上，沐浴到文学的阳光和雨露成长起来的。他们显赫的成就，也为“敦化文学现象”闪放异彩。几天后，现在敦化本地的51位作家，向文学馆捐献书籍116册，其中不乏颇具价值，荣获嘉奖的力作。新一代作家们朝气蓬勃，当时仅在“敖东文学”微信群里热聊的就有83人，大家交流信息，品评新作，探讨理论，还开始了电影和电视文学的创作和研究……

50年前，张笑天有单篇儿的文学小报《群众文艺》就“乐此不疲”，现在，他题写刊名的《雁鸣湖》文学季刊，大16开本，112页，每期容纳20多万字的作品，不断地用文学形象，展现“大德敦化”的面貌，发送到省内外，包括中宣部，文化部，中科院，国家各大报刊和院校等，受到广泛关注，国家级的《文艺报》给予高度评价。

“敦化文学现象”的光芒，昔日绽放于“全国先进文化县”，如今闪耀在“全国文明城”。

/刘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