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新快报 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说到喜剧时这样描述:“一部喜剧作品,剧中人物和他们的挫折困境引起的不是忧虑而是含笑会意,观众确信不会有大难来临,剧情往往以主人公如愿以偿为结局。”

上世纪末前后的一些国产喜剧电影,靠着这点,隔了十几年后,又一次安抚了我们焦灼的心。

最近有点怀念上世纪末的那种生活,就把冯巩早期演的几部电影翻出来看了一遍。以相声小品成名于世的冯巩,演起市井小人物也活灵活现。特别是就着那个年代的底子,冯巩早期那张喜闻乐见二话不说就把人逗乐的脸,演起喜剧小人物也是笑里带盐,再掺上一把柴米,让对那个年代有记忆的人很是回味。

刘好们：

人情，是那个年代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

2005年上映的电影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》,是一个下岗工人蹬三轮讨生活、失婚求再婚的故事。三轮车夫名叫刘好,名字自带笑点,人也家常到一出场就认出这是好人。他代表着中国式小男人的一种类型:凭一己之力致富创收;很喜欢美女,肚里也有些花花心肠,面对形形色色的女人,关键时刻就泛老实。刘好因此招来一系列“坏运气”:单位厂花拿他借壳产子,走后留给他一个非亲生子求抚养;漂亮寡妇裁缝不愿再给老板干活,想出来租店单挑,看中刘好软弱喜色,又蹦又跳地算计他房产,阴谋没得逞带一伙人把刘好家俩珍贵的暖水瓶砸了。

上世纪末,还有一些情景喜剧,比如《我爱我家》、《编辑部的故事》、《闲人马大姐》,这些剧都能找到一个共同点:让当事人去管闲事以牵出剧情矛盾。人情,是那个年代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。脸面,还是人们举手投足的最大忌惮。

张大民们:

他们的好运气是遇到了像他们同样好的人

上世纪90年代,出现建国后第一批下岗职工。虽然组织关系还挂在单位,但已隐形失业。刘好就是那波有岗无业的城市“穷人”之一。在另一部电影《没事偷着乐》里,张大民上午还参加困难员工评选会,没几天就因厂里揭不开锅而不得不逐家逐户去推销暖水瓶。这种身份的反转,对他来说痛苦而难堪。有单位时,无论穷富都代表着体面,比如他劝妹妹二民:咱好歹也是城里人,你说你怎么就嫁了个临时工,成了一个农民。可体面人一旦到了绝境,活得更局促,因为一时半会放不下身段,活得僵化,适应不了新的社会生活。张大民偷偷摸摸卖暖水瓶还卖到自己厂长手里,使劲维护的面子总被知情人戳破。我们偷着笑的时候,他们其实在哭。

王喜们:

生活是酸,却不销魂蚀骨头

《别拿自己不当干部》里,王喜是管纺织厂200多人的工长,他老婆在豆腐厂工作,一发奖金就让去财务科领酱豆腐抵。攒多了,就成了家中礼尚往来的馈赠佳品,王喜手下工人的父母大老远从乡下赶来看领导,夫妻俩坐卧不安地给人塞几瓶酱豆腐还礼。家里的催泪事无非是儿子三道杠让班主任撸了,安慰自己的办法也只是全家出去吃顿狗不理包子;王喜职权让人给篡了,全家再出去吃一顿包子泄愤,完事。一家人齐心协力解决内忧外患。

王喜下放到澡堂子干活,坏领导亲自来洗澡,猛开热水闸门烫烫他皮,解解恨也就算了。还不太辉煌的城市灯火把下夜班的人身影拉得老长,到楼下停好自行车,进楼道开门解锁,一家人洗脚关灯睡觉,日子挺幸福。

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说到喜剧时这样描述:“一部喜剧作品,剧中人物和他们的挫折困境引起的不是忧虑而是含笑会意,观众确信不会有大难来临,剧情往往以主人公如愿以偿为结局。”上个世纪末前后的一些喜剧电影,靠着这点,隔了十几年后,又一次出来安抚了观者焦灼的心。

小人物生活里布满了小奸小恶,藏着掖着行,真摊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夫妻吵架,老婆收拾一小包东西回娘家,没几天,收拾着更大一包东西回来,进门就挽袖子做饭,很快饭菜上桌,一家人重新其乐融融,不会一顿鸡汤一顿砒霜地闹。受制于经济发展速度和工具手段有限,人生没太多凶险,女人意外怀孕男人跑路,男人被坑钱还遭打进了医院,酸是真酸,却都在生活意料之中,不销魂蚀骨头,导演给人们留出来温暖的余地。这些故事结构简单,但内核亮堂,看一遍还想再看。

不但张大民这样的汗衫式百姓如此,文化作家的日常生活也庸常琐碎。《站直喽,别趴下》里冯巩饰演的作家,在六平方米房子住了五年,勤于写作没野心,人品可靠。“社会主义闲人”张延武天天扰邻,但唯独对作家另眼相看,作家搬来第一天,张闲人就谦卑地示好:您是一个作家啊。因为是作家,他在邻居间有着特殊身份,协调了不少矛盾:张延武老婆赌气回娘家,刘干部青春期女儿出走,邻居后院有难,都请作家帮忙站台。文化人缓解了粗鄙的邻里关系,情绪非常上世纪末。